回忆是不说谎的镜子

“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 - [历史 ◎ History]

转自：傅国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h5rl.html

1945年8月24日，也就是日本投降不久，毛泽东即将到重庆时，时在纽约、尚未接到北大校长任命的胡适，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通过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又在两天前与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有过一次长谈，他产生了给毛泽东发电报的念头，托朋友王世杰转交，当年的《大公报》上就刊登了这个电报的内容，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他英国工党为例，50年前只得4万4千票，和平奋斗的结果，这一年得到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类似的内容，早在1938年12月10日，哲学家、宪政学家、创立了没有武装的在野党——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就在那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中说过，时在抗战初期，正值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里提及：“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是特殊历史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张君劢为此恳切地指出：“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目前之中央军不可目为党军，且信奉三民主义，未见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线，……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这封信不仅在当年国家社会党的刊物《再生》第10期上发表，其他各地的报纸也多有刊载。 相隔多年，毛泽东在重庆与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的领袖之一蒋匀田见面，主动谈起了张君劢当年这份书生气十足的信。那一天是1945年9月24日的上午，蒋应约到张治中公馆与毛泽东见面。毛谈到：“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介石】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盼告诉润之【毛泽东的号】，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异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老实说：当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斗，甫抵延安之时，人只有一万多，枪只有八千余。蒋若再派一师兵追击，则我当时的处境，诚难设想。幸他派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围攻，可说给我们大的帮助。因此演变，乃克逼成对日抗战，而有今日的胜利。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梁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及此，均表示不同的看法。……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十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 蒋匀田晚年追忆前尘往事，写下一本回忆录《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留下了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对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留下一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其中讲到毛泽东重庆之行的重要收获：“当时，毛主席对前途的估计比较乐观，他说，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意义可以吹掉的’。”“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事实和毛泽东所料的确实差不多。 等到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在内外交困下被迫宣布“引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如此总结失败原因：“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然而，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 [影像 ◎ Image]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是一个谎言

---转自 http://club.pchome.net/thread_1_15_5061269__.html

“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便可以进去了。”这是郭沫若1923年8月28日在《月蚀》中写下的句子。

“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国’，几个字射人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方志敏《可爱的中国》）

陈毅的兄长陈盂熙在口忆1919年6月他与陈毅的上海之行时谈道：“……一到外滩，公园门口木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体赫然在目，真使我们感到莫大的侮辱。有一位同学主张砸掉木牌，仲弘（即陈毅）说：‘这不是砸掉木牌就能解决的问题。’”（见《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公园，有的都是私家园林。在租界，英国人沿外滩建立了黄浦公园，当时是对全社会开放的，中国人一样可以进去游玩。但是，中国人至今未改的恶习；随地吐痰便溺、乱折花木，践踏草坪在黄浦公园频频发生。此外，外国人的宠物随地便溺，外国人在园中骑自行车横冲直撞，破坏了公园的环境，因此英租界巡捕房制定了如下规定：
（1）脚踏车及犬不得入内；
（2）婴儿车应在路边推行；
（3）禁止摘花、捉鸟及损坏花草树木，凡儿童之父母及保姆等应格外留心，以免此等不规则事件发生；
（4）不准进入舞台和乐池；
（5）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6）小孩无西人同伴，亦不准入内花园。
从上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租界的出发点为了维护公园的环境。
如果我们的先辈能够自尊自爱，有点社会公德，遵守一点公共秩序，不随地吐痰便溺不攀折花木，不在公众场合为所欲为——到现在这些恶习依然丝毫未改——这些规定（而不是挂在黄浦公园门口铜牌木牌铁牌）可能就不会出台。
换言之，现在的中国人开的酒店剧院、高档餐馆，也经常可以看到“衣衫不整，谢绝入内”或禁止赤膊拖鞋者入内的告示呀。
而且，该规定首先禁止骑脚踏车入内，而当时只有外国人才骑脚踏车。而且，西人的佣仆主要是中国人，同样可以进入。
换个角度看，1900年前后，租界总人口64万，其中98％是中国人。如果真的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租界就不可能让中国人进入并居住生活工作，形成华洋杂居的局面，象南非搞种族隔离区一样。
许多强烈民族情感的学者，引经据典地强调某某人亲眼在黄浦公园外面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铜牌或木牌，但始终找不到证据，哪怕是一张照片。80年代上海曾经为此时再次引发争论，经过找遍上海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方志馆，仍未找到实物或照片或文字档案。
我也遍查史料，后来知道，始作俑者是20年代上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左翼文人，他们也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结果杜撰变成了历史。真实的出处，应该是英国巡捕房的上述六条规定，是有人包括周作人，故意把这六条规定“简化”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
我的史料出处是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印行的由陈伯熙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公家花园”条目。
陈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辛亥革命后主编《中华新报》，以研究上海舆地史志知名，著述颇丰。

追忆被遗忘的中国远征军 - [历史 ◎ History]

中新网11月30日电　香港《亚洲 周刊》今年第48期刊文《追忆被遗忘的中国远征军》说，二战时期，滇缅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民间人士历经数年调查，出版《父亲的战场》一书及《寻找少校》的纪录片，还原飘远了的真相。

文章摘编如下：

对于中国远征军的热爱，隐藏着一种忧伤。他们遥远缥缈，好似华氏大宅仓库里的旧时桌椅，腿断面损，早已上不得台面。当年战争的减员，后来运动的冲击，再有时间的磨蚀，远征军已成为缺乏人证物证脚注的名词。他们一个个面貌模糊地走了，在不能提及的年代，如孤魂鬼影；待到能被忆念了，也已是孤帆远影，让我们这些在浑浊江边远望的人更觉时空的苍茫和无奈。失落的不只是在这时间河岸上的送者与被送者，还有历史。这历史也像一页病历，透着国殇。

当日寇刺刀从滇缅斜刺里插过来，切断盟军运输线、威逼陪都重庆的危急关头，远征军应运而生，跃然史册。它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首次出国作战的军队，战功赫赫，血泪涟涟。

章东盘追慕远征军的新作《父亲的战场》应运而生，虽然得以出版是应因了六十多年后话语更开放的时运。我以为这本书能够超越以往，不只是它追缅反思的理念，也不只是寻踪发现的跌宕故事，更有叩头洒泪、丈夫拔剑的性情。

二零零三年的一个黄昏，一帮深圳友人聚会，席间东盘讲述了赴滇缅耳闻目睹的远征军老兵的悲壮与悲惨。一桌人无声，我站起来和他碰杯：“我要去为他们做纪录片，哪怕辞了现职。”几个吃惊的朋友劝我冷静，他们未察觉，那一刻我和东盘也已成为远征军孤魂，要回归某个地方。

这之后，我们——一群中国大陆意欲重写抗战史的民间学者和纪录片人，开始了一段翻越远征军重要战场高黎贡山和怒江的历史回访。我们追寻那些战场上光荣而悲欣、但后来却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父辈。

在我们翻越怒江和高黎贡山之前，我所遇到的远征军，是历史课本里语焉不详的影子；之后，我看到的他们，是腾冲、保山村寨榕树下枯槁而惶恐的八十多岁的老兵，是黄埔系校官残存的几张照片中的戎装英武，还有就是那张葬礼照片上一口下沉的棺木——战死于腾冲大塘子的远征军Y部队梅姆瑞少校的魂影。

当时没有想到，正是那张意外发现的葬礼照片，此后数年，竟成了我们历史回访的主线，也成了我们探寻惨烈战争、表达感恩情怀的一部纪录片的焦点，纪录片名字就叫《寻找少校》。

从葬礼规格看，像是一位牺牲在腾冲的美国军援顾问团的军官。但既无名姓，也无记载。有外人在这片土地上为中国牺牲了，六十多年里中国人却不知道他是谁，经历了什么事？我们得悉线索，揪心悬念，自筹资金，跨越中美大陆几万里的搜寻，从高黎贡山麓、怒江村落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一直求证照片里的那棵大榕树和类似阵亡事件的人员。

一些战场上重要的牺牲和胜利被忽略了，作为参与血战的盟军美军顾问团Y部队更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片成之日，受访的远征军老人已有近十人去世。因为寻找，腾冲国殇墓园补上了一排美军的名字，历史填补了一份缺憾。

为抗日而阵亡的十九位盟军官兵（看介绍，都是美军官兵）的墓碑

当年远征军在初出国门时就遭重创，野人山上至今白骨累累；在反攻的后期，美式装备的驻印军学生兵宛如猛虎下山，日军惊呼不像以前的中国军队。而仰攻高黎贡山的草鞋部队，每拔一个日军碉堡都死伤惨重。巧合的是，就在整整六十年后的那一夜，我们宿营在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将军久攻不下的阵地老坪子，他曾望着成编制的弟兄密密麻麻倒在山坡上，拔枪要自尽

即将开赴前线的小战士，他的脸上的笑容是那样温馨、灿烂，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马上要进入的是一个怎样惨烈的战场。看展览馆里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跟陪同的朋友说，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当年也是远征军里学生兵的一员，他看到这幅照片，会回忆起当年的中士张思之英姿勃发的身影吧。

我在宿营地黄昏再翻阅了一九八师团长陶达纲所书的彼时此地的那一段：他死死拦住欲求一死谢罪的师长，立军令状率敢死队从后山攀越，几度零距离肉搏。现在来看，这一仗也一如远征军的宿命，是一场惨胜。日军的凶悍、我军的羸弱，高层指挥的频频失误、盟军合作的裂隙不断，伤亡最直接地倾砸在一线官兵身上。

东盘指着那山沟地堑的茂盛野花说，“这土肥啊”，告诉我脚下就是当年世界二战中最高战场的旧战壕，我跳入还剩约半米深的沟壕，俯身十指刨土，在几十秒间突然刨出一颗日军三八大盖子弹(以后大家在多处挖掘都再无斩获)。那一刻我对着太阳凝望这颗未出膛的子弹，它射出去很可能就是远征军的一条命。

阵亡将士纪念碑

时光在六十年后的弹身绿锈上和我发颤的心上沉淀；在此间山谷江畔孤苦余生的远征军老兵宿命中沉淀。从此洗涤我行走江山间的轻浮。记得弘一法师有一次与众人登顶雁荡山，面对大好风光，他长叹一声“愁啊”，参悟着他与故国“悲欣交集”的命运。

纪录片《寻找少校》后来去美国拍摄，当寻找的线索中止在档案馆的严格规定下，是史迪威将军的外孙伊斯特布鲁克先生对美国防部官员发怒：世界上还有谁仍记得六十年前战死的盟军呢？美国国防部当即特别开禁死者名单资料，这也是《父亲的战场》上许多照片的由来。当时嫁到美国的云南女儿江汶和深圳摄像师牛子在扫描照片时被告知：二战欧洲战场的资料已被很多人反复搜检过，但滇缅战场很少被关注，这组数据图片也是第一次对你们这群外国人开放。

我们在做追寻远征军的历史回访之前，并不知道我们的成果能否正常出版和播出。可喜的是，东盘兄的《父亲的战场》，不止顺利出版，而且获得读者追捧，目前已第二次印刷。而《寻找少校》已在中国大陆包括央视在内十多家电视台播出，近期获得国家级的纪录片银奖，并被选入文化部对外重点外宣片，以十种文字向国外推广。这也表明大陆方面积极正视海峡两岸、大洋两岸的历史渊源、现今关系的姿态。

江山如有待，我辈复登临。只是再登临已非故国。

国殇墓园大门

你很难想象，国殇墓园到1984年才被宣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这里是近万名为国捐躯烈士的葬身之地啊

1996年终于成为全国重点文物

慈禧后悔杀记者 - [历史 ◎ History]

慈禧后悔杀记者------傅国涌

 慈禧太后掌握生杀予夺大权47年之久，平生杀人多矣，却曾为杀了沈荩而后悔。1903年7月31日，在日本人主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馆就职的沈荩在刑部狱中被活活杖死。从被捕到处死仅仅二十天，他的罪状并没有公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他的死因是在报纸上披露《中俄密约》草案，也有人考证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他的死主要是因为他是三年前自立军的首要人物之一，唐才常等遭杀戮后，他侥幸漏网，一直是清廷通缉的要犯。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据说，这个牢房不久还关押过原广西提督苏元春与名妓赛金花，一位刑部司员因此戏成一语，作为上联：儿女英雄流血党。迄今尚无下联。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沈荩死状之惨不久即公诸于世，连西方人也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荩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沈荩之死等于给反对者送去了一个炮弹，因“苏报案”获罪的章太炎在上海狱中写诗追悼，章士钊编了《沈荩》一书，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江苏》纷纷分别批评文章，谴责清廷的暴行，给排满革命再增加一个理由。 当年8月4日，天津《大公报》公开发表沈荩绝命词四首，以往较为流行的是最后一首： 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 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大公报》最初报道沈荩案时，只是说他“牵涉戊戌之事”，后边的持续报道也始终未涉及案情真相。其实，在他第二、三两首绝命词中，不仅有“谁把辽东今断送，中朝从此失陪都”的诗句，而且直接就有“验疫管关新密约”这样的句子。由这两首绝命诗推测，他的死因似乎与《中俄密约》不无关系。 无论沈荩是否确为《中俄密约》而死，众口一词，百年以来几成定论。慈禧太后一生杀人无数，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深受中外舆论的责备，沈荩因此被誉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因为各国驻京公使“啧有烦言”，当年9月14日，《大公报》的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邹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牛奶风波 - [影像 ◎ Image]